李皓：“垃圾是混著的，這么臟的垃圾燒誰都要反對，我也要反對。”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廚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紙類、金屬、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燒的。但北京市政府參事王維平卻不這么認為，他對高安屯垃圾焚燒廠的技術設備充滿了信心。
王維平：“它有比較復雜的煙氣凈化系統，投資昂貴，那么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卻、水幕，也包括通過控制爐溫，來使得二噁英的排放達到0.1納克，這0.1納克的標準是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
王維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邊居民對垃圾焚燒廠的擔心，因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場的確對周邊環境造成過一定的影響，也正因為這樣，他們對垃圾焚燒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維平：“它要實時地按照標準來運行，實時地向社會公布，在線監測你的數據，要接受監督的，我們也希望公眾來監督，因為這個實時監測的牌子，液晶顯示屏，將來時要放在大門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隨時看到，看到以后就舉報。”
國外為解決垃圾問題開始了其它探索
從剛才的報道里看到，即使在技術專家中間，主燒派和反燒派的觀點也是針鋒相對。實際上，垃圾焚燒技術確實走過一段曲折的發展過程。它起源于19世紀末的西歐和美國，但首先大規模采用這項技術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在全國極力推廣垃圾焚燒，但由于缺乏監管，對二噁英污染認識不足，隨后付出了慘痛的環境代價。
日本對垃圾焚燒的依賴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燒廠的數量占全球的70%，全國有60%的城市固體廢棄物通過焚燒處理，這導致大氣中的二噁英含量嚴重超標。20世紀90年代，日本大氣中測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業國家的10倍。
環境學者李皓：“日本有些學者就認為，日本產生一些污染問題，包括一個是危害人的身體，甚至可能還危害一些生物領域一些動物發育，就高度懷疑是二噁英的這些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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