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垃圾焚燒項目呈現躍進式發展的局面。眾多企業紛紛進軍垃圾焚燒領域，項目簽約和啟動的數量與速度令人驚嘆。然而，垃圾焚燒持續加熱背后卻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垃圾焚燒補貼機制不完善、技術存在爭議、排放標準急需提升、選址抗議此起彼伏等。
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垃圾焚燒處理能力是2000年的33倍，達到9.4萬噸/日。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認為，我國垃圾焚燒發展很快，路線也非常清晰明確，不過漂亮的數據背后依然存在很多問題。
監管幾乎仍是“三無”
技術、政策、監管都有待探索，只有少數幾個城市能進行飛灰處置
在垃圾焚燒技術方面，徐海云指出，設備、工藝的每一個環節都存在著創新的動力，也存在著創新的需求。以煙氣處理為例，在歐洲，干法、半干法、濕法不同工藝組合有400多種，發達國家的工藝也是百花齊放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根據我國的垃圾特點，垃圾焚燒設備的供應商還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此外，他還認為，飛灰處理已成為目前垃圾焚燒發展的制約瓶頸，我國對飛灰如何處理還沒有清晰的環境政策。
“縱觀全國，進行垃圾焚燒飛灰處理的只有少數幾座城市。一方面，飛灰處理成本很高，危險廢物填埋場也處理不了，大部分飛灰通過固化或者穩定化進入填埋場，還有一部分直接回收利用。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較為混亂，同樣是飛灰，處理成本1500塊、500塊和不要錢的同時存在。”對此，徐海云建議，現階段飛灰處理可以學習美國做法，即進填埋場填埋，部分經濟發達的城市可以按照危險廢物來處理，這與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水平應該是相適應的。
2012年，徐海云參加了垃圾焚燒廠的等級評價，發現我國垃圾焚燒廠的監管仍主要依靠企業自律。政府監管有責任沒能力，處于既無人員也沒有設備更無資金的“三無”狀態。“我覺得如何來監管還需要探索。曾有人建議既要結果監管也要過程監管，但是眾所周知所有監管需要成本，如果成本太高也是無法實施的。”徐海云說。
應突破單一、區域的限制
能否把所有的垃圾納入規劃統一焚燒
對于生活垃圾焚燒廠的建設規劃，徐海云認為，應突破單一針對生活垃圾的局限。“我從溫州來上海，一路上放眼望去，好多處冒著濃煙，可能是燒垃圾或是秸稈，當然這并不只在浙江獨有。”他建議，可以考慮效仿發達國家，把所有的垃圾納入規劃統一焚燒。
另一方面，縣一級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在政策層面需要突破。徐海云舉例，2012年某縣級市規劃建設一座日處理300噸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采用BOT模式的補貼價格達120元/噸。然而，所在省的省會城市垃圾焚燒處理規模為2000噸，垃圾補貼僅為50多塊錢。
“同樣燒一噸垃圾如果讓一個縣城補貼120多塊錢是無法實施的。”徐海云指出，造成縣級垃圾焚燒補貼價格過高的主要原因是縣城垃圾規模受限，規模小必然帶來了處理成本高。他建議，國家在投資方面需給予一定支持，以保證其與大城市保持同等補貼水平。
國內從事垃圾焚燒發電的投資商約有40～50家，按類型可分為政府主導型、專業投資運營型和工程投資型三類。圖為21家主要企業截至2012年10月的垃圾焚燒項目數據。
[1] [2] 下一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