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正式對外掛牌，中國原油期貨也將由此問世。引入境外投資者參與境內期貨交易，并以此為契機，擴大中國期貨市場的對外開放，也將不再遙遠。
這是否有助于打破原油定價權被海外控制的局面尚難預料，但至少原油期貨貿易的出現為中國取得或者一定程度上掌握定價權，開啟了一扇窗。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消費國和石油進口國，但在石油定價話語權方面仍十分落后。中國石油定價權緣何沒有被掌握，如何改變現有困境并實質性地拿到石油貿易的真正話語權，石油生產、消費及貿易商都很關注。
石油定價相對透明
所謂的“石油定價權”，是指國際原油市場長期貿易合同中的原油價格。這與國內的成品油定價有相似之處，但國際原油價格的確定，更加具有權威性，其對原油、現貨化學品等行業的控制能力也無人能敵。
其所采用的是一種公式算法，通常是一種或幾種的原油市場價，將此價格作為基準，再加上升貼水。
“基準油的選擇一般是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與交割庫的選址是十分相關的。”國金證券分析師劉波告訴記者，比如從歐洲出口或者出口到歐洲的，通常是以布倫特原油價格作為基準價格；在亞洲，原油價則會參考迪拜等地價格。而圍繞著北美地區的原油貿易，出口貿易者多會選擇參考WTI指數來定價。不過2010年之后，WTI指數難以反映部分市場的真實狀況，導致一些石油貿易出口國如沙特、伊拉克等不再參考WTI的指數，轉向去用阿格斯含硫原油指數（ASCI）。這也是原油定價權方面的一個新變化。
盡管石油的定價看似是集中在上述幾大地區，但普氏能源資訊亞太區編輯部總監Vandana Hari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該類價格形成也依然基于透明的發現機制。
“全球不同地區和不同水平的油價（從批發到零售和從現貨到長期合約）都直接或間接源自于一些主要的現貨市場基準：如新加坡、歐洲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衛普（ARA）地區、美國休斯敦及紐約等交易中心，它們的原油和煉油產品估價是一個參考系數。”
她表示，在完全自由、沒有任何限制的交易環境中，各地市場的參與者廣泛地進入市場價格的發現中，涉及買方、賣方、經紀人、生產者、煉廠、存儲和運輸者等，同時由于石油具有強大的流動性、擁有足夠的量，因此其價格相對獨立、透明。
價格基準是由市場來確定。它們經過一段時間后被確定下來，不斷經歷著自然的發展過程，必須保持其相關性，獲得市場參與者的信任，以保持它們的地位。
不過，目前也有一些地區并不完全依照上述的定價來做對外出口的指標性原油價格，而是有自己的官方銷售價格指數。比如在阿曼，其公布的原油價格指數就是MPM，而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對外出口原油的話，則是按照ADNOC指數進行，再有的如卡塔爾國家石油公司的QGPC等價格，這些價格指數每月公布。目前亞洲市場的一些石油現貨交易其實也與這類官方價格直接對應。
中國“失語”
中國雖然是石油的進口大國，且消費量也巨大，卻在石油定價權上一直處于話語權缺失的狀態。
中國的原油進口量在節節攀升。這未能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原油定價影響力。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到90年代中后期，中國一直處于原油自給自足的狀態。而且長期以來，中國的原油價格也是掛靠海外現成的原油價。”劉波表示。
比如中國的大慶、塔里木、中原和華北、吐哈油田、大港油田等，它們在銷售原油時，掛靠的品種就不一樣。有的是印尼米納斯指數，有的是印尼辛塔，有的則是塔皮斯指數。
而目前，國內幾大油田尚未對外統一制定一個價格指數，從國外進口的原油價格同樣也多是根據進口地以及長期形成的習慣而確定油價并進口。
到了2000年之后，中國的原油需求逐步增加，相比其他國家，原油的總體進口量呈現了爆發性增長，大大超過了國內實際原油產量的適度增長，不僅上述的原油自給自足平衡狀態被宣告終結，同時掛靠方式似乎也沒有大的變化。
去年9月，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國石油消費國，日均進口石油高達630萬噸，超過了美國624萬噸的日均石油進口水平，2013年，盡管國內進口原油量增幅放緩，卻依然高達2.8億噸，增幅4%。而全球資訊機構Wood Mackenzie也強調，到2020年中國的石油日均進口水平將攀升至920萬桶的水平。
能源專家林伯強（微博）也告訴本報記者，雖然我國的原油進口量在前期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未來可能會放緩，但國內的汽車需求、各類經濟需求等也會讓石油凈進口量繼續呈現攀升態勢，短期內突然降低需求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即便現在有一系列的原油替代產品，如氫動力、鋰電池等，但這類技術也不算成熟，長期而言能源的核心產品依然是石油。”
同時，中國的石油資源并不豐富，已經探明的石油儲量估計占全球的1%，年產量也在2億噸左右，占全球的5.2%，想要通過自身的開發來解決基本不現實。而海外雖然有眾多石油資產可以開發，包括巴西、伊拉克、非洲等地，但是相對而言資源的獲取也并不容易，如果沒有一些較好的合作條件以及中國本身能夠與之交換的產品相互匹配，想要拿到較大面積的石油區塊并直接進口到國內、滿足需求的話，也幾乎是“天方夜譚”。
雖然中國已在伊拉克等地的大型油田中中標，且獲得了當地有關部門的認可，在國際石油開采方面也有知名度，但中國公司參與部分石油區塊的開發勘探程度、深度也都是很有限的，有些項目只不過是讓中國公司“淺嘗輒止”，甚至有的項目只是工程類企業拿到相應的加工費罷了。
在這種局面下，中國想要取得原油定價權的難度也可想而知有多大。如果在石油需求上一直處于上風，而且其需求增幅也沒有明顯下滑的話，那么賣方在價格制定上也顯然會有更大的話語權。
自縛手腳
中國在石油進口權上的限制，也在自縛手腳。
鑒于中國本身還沒有開放原油進口權，因而在海外原油的采購過程中，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國有企業參與交易。
大量的民營煉油企業要拿到原油并做化工、成品油深加工時，還需要通過國有公司批發原油，或者通過少數渠道去獲得并不純凈的燃料油作為原料。有限的參與者，造成了有限的影響力。
Vandana Hari也認為：“目前，中國企業在國際原油貿易市場中的行為還是被限制，中外貿易的活躍程度仍然不算很高。再過去的幾年內，中國的一些國有石油公司逐漸開始參與發現基準價格的市場，但是比起中國作為最大原油進口國的地位，他們的參與也是有限的。”
如果中國沒有全球油價的話語權，那么是否對油價的波動能夠形成一定的號召力呢？
林伯強指出，油價機制無法說了算，但由于油價的波動受美國政府政策走向、歐佩克組織對原油產量的把控（如提出減產計劃）以及市場的投機因素等疊加所影響，因此中國在這方面也缺乏相應的機會。如果中國的原油需求可以有明顯降低且獲得了較大的油田項目并且增加對外出口量的話，那么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應該是有可能的。
而Vandana Hari則將石油定價權寄望于期貨市場。
“據歷史經驗，獲得話語權的前提是開放的市場、自由貿易及透明度。目前，各方已有計劃讓上海的一個原油期貨合同作為發現中硫原油價格的機制。但是，相關方應謹慎地設計、實施這一合同，以讓市場接受這一可以代表亞洲地區的價格。如果這一期貨合同想要被認可為一種價格發現機制，外資原油貿易企業的參與性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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