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節能減排項目的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工業企業每節約一噸標煤，可獲得節能收益平均約為1200元。形成一噸標煤年節能能力所需要投資平均約2000元。我國整個工業系統中存在大量的投資回收期在1-5年的各類節能減排項目，按項目平均壽命10年計，內部收益率分別是：100%、49%、31%、21%和15%。可以說，中國節能項目的特點就是“高回報”。
但即便這樣，中國節能減排尚存在三個方面的障礙：“認識障礙”、“技術障礙”和“融資障礙”。
“認識障礙”主要是指耗能企業主要負責人對節能減排和社會責任的認識存在問題。這里面有很多誤區，比如企業的領導者總是在等待政策，或者和節能技術設備供應商、節能服務公司做一些坐失良機的討價還價。我就曾經接觸過一個企業老總，他為了和設備商砍價幾百萬元談了一年，而一年節能產生的效益就有1000多萬元。
“技術障礙”則主要體現在節能減排技術市場的不規范和信息不對稱。企業家面對形形色色的節能技術怕上當；一些節能服務企業服務能力不足、節能檢測能力不足等，都使得節能減排項目很難開展。
“融資障礙”是指具有高回報和全球環境效益的項目廣泛存在于企業中，但由于節能項目不是企業的主業，項目投資規模不大，一般也就是100萬元到5000萬元之間，使得投融資機構大都對此缺乏興趣。同時，由于節能減排項目在現有融資體制下難以形成可變現、可抵押的優質資產，以及投融資機構對節能減排技術和產品缺乏評估能力等，都使得節能減排項目很難開展。
考察發達國家的情況會發現，企業能不斷通過融資市場獲得資金，具有高回報的節能減排項目幾乎都能得到實施。國外企業節能減排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是缺乏更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節能減排項目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很難平衡節能減排項目的收益和支出。為此，發達國家通過碳交易機制使得企業之間能夠交換減排成本，以達到節能減排投資成本最優化的目的。
而我國國情與發達國家不同，需要創新市場化融資手段來突破現有節能減排的融資障礙。我提一個設想，可以設計一種名為“碳券”的證券品種，通過這種特殊的證券，使得我國的節能資金向高收益的項目集中，先行將高收益的項目實施起來。
“碳券”作為一種證券，將具有節能收益分享的作用，同時設立專門的機構來標記“碳券”持有人的節能減排貢獻(通過計算“碳券”持有數量和持有時間來計算節能減排量)，對個人進行表彰，對企業則可以用來沖消未來可能的節能減排任務。同時，國家可以通過政策和嚴格的監控與宏觀調控手段來規范和推進市場發育。
王樹茂日前在接受CBN記者專訪時說,我國當前節能減排仍面臨有三大障礙:認識障礙,技術障礙和融資障礙。
CBN:我國的節能服務行業中,政府項目占的比例并不高,這和西方國家似乎并不一樣？
王樹茂:西方國家的節能服務主要以政府項目為主,而中國的節能服務項目則是以工業和服務行業為主,政府項目的市場所占比例不高。
原因就在于,在我國現行的政府機構財務管理制度下,EMCO不可能與政府機構分享節能效益,除非中央財政或地方財政作出適當的決定,允許政府機構在不增加能源費用的前提下與EMCO分享節能效益,或允許節能改造費用視同能源費用列入政府機構的預算和采購。
但是美國作為節能服務行業的發源地,在節能服務發展的早期就出臺了一個法案:由節能公司提供服務,政府把節約下來的錢分一部分給節能服務公司,可以列入財務支出科目。但在中國,這個問題一直懸著,政府機構的錢支不出去,省下來的就省下來了,要給節能服務公司又不能從能源支出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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