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短缺與環境承載力有限，已成為高速增長的中國不得不面對的課題。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部署2015年工作時強調：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關乎發展與民生。要大力發展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能，積極發展水電，安全發展核電，開發利用頁巖氣、煤層氣。
而縱觀“要大力發展”的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能三大可持續清潔能源，風電與光伏發電都是單一的電力能源形式，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性有限，生物質是唯一可再生的碳源，可用來生產電能、熱能、燃氣和燃油等四種能源商品。生物質能源可實現對化石能源體系的全面替代，對我國能源結構將起到重要的戰略支撐作用。正因為如此，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身處生物質能源領域的陳義龍代表的議案，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十三五規劃”重大專項
陳義龍代表在議案建議：生物質能源產業具有產業鏈長、帶動力強的特點，可同時帶動第一、二、三產業發展，是一個能自主創新又能帶動全局性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強烈建議國家將生物質能源產業列入“十三五”規劃重大專項來支持。
十三五期間，生物質能源需要得到科學規劃與高度重視，陳義龍代表從推進生物質柴油產業化進程、合理規劃能源林基地建設、以綠色金融打造產業引擎、完善產業配套政策等方面進行了具體建議。
三個維度的公平衡量
陳義龍代表在議案中表示：現在我們要推進可持續發展，就一定要從產業發展的全生命周期，從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三個維度來公平衡量，是否促進了可持續發展，建立這種科學公平的評價模型是我們制定產業政策的重要依據。
就生態效益而言，生物質能源不僅降低了能源生產過程中的排放，也有效防止農民焚燒農林廢棄物而造成的嚴重環境污染;就社會效益而言，生物質發電成本中50%-60%的利益分配給了廣大農民，有效帶動農民增收。我國當前能源評價體系，長期以來對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忽略，造成了生物質發電成本高于煤電甚至風電、光伏發電等。雖然大家都能認識到生物質發電的強大優勢，但行業發展多年來，實際卻在能源結構中占比有限。
目前，我國處于調結構、轉方式的關鍵時期，能源革命關乎發展與民生，有賴于頂層設計的進一步推動。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相關部門的有力推動與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之下，生物質能源的發展，將在十三五時期取得關鍵突破。
生物質能源需要公平標桿價格
陳義龍代表透露，當前，生物質發電的標桿價格為0.75元/度電，而其中50~60%都是轉移支付給農民的原料價款，分配到生物質發電企業的實際只有0.3-0.35元。這一實際價格遠低于風電、光伏發電的價格標準，甚至與煤電相比也沒有優勢。
我國生物質發電經歷了快兩個五年計劃的發展，現在全國已經有500萬裝機的規模，數百億投資已經形成資產，但現在絕大多數發電廠都處于虧損或嚴重虧損的狀況，部分電廠生產也不正常，導致了巨大的資源浪費。陳義龍代表在提案中呼吁：為了促進生物質發電行業的健康發展，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推動市場的公平建設，以及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建議國家將生物質發電的標桿電價上調到0.9元/度電，實現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快速健康發展，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與火電廠區別對待，不應一刀切
生物質發電是低碳、環保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其燃料本身及燃燒后的排放物中含硫量和含氮量均較低。然而，目前執行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要求單臺出力65t/h以上生物質發電鍋爐執行此標準，要求與火電廠一樣配置脫硫脫硝裝置。
陳義龍代表在議案中，從必要性、經濟型與行業發展的角度，進行了論證，他指出：生物質電廠脫硫脫硝裝置的建設和運營，不僅未能減排，反而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脫硫脫硝裝置增加了廠用電率，每年少提供了3~5%的綠色電力;從企業經營的角度，生物質電廠配置脫硫脫硝裝置并不能享受國家相應補貼，而由于機組容量普遍偏小，帶來的成本增加明顯。
與火電廠相同標準，安裝的脫硫脫硝裝置，不僅從節能減排的角度得不償失，更讓生物質發電企業普遍處于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公平制度設計，實現行業井噴
當生物質能源有了公平的競爭與發展環境，首先被調動的將是數百億投資規模的既有生物質發電產能。生物質發電將在短期內實現高速增長，并吸引更多資本不斷涌入，生物質發電規模急速擴大，將帶來環境減負與農民增收的顯性效應。與此同時，我國的生物質油也已取得重大進展，并已走在了世界前列。其進一步的產業化，同樣需要公平的發展環境以及相應的制度設計去推動。
我國正處于一場轟轟烈烈的能源革命進程之中，原有粗放發展的能源模式，將轉換為可持續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結構。相關制度的頂層設計將更加側重于生態與民生，將對我國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形成有效推動。毫無疑問的是，陳義龍代表所關心的生物質能源行業，將在制度設計的大力推動下迎來井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