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碳中和，有些基本問題還是要分清的，有些假問題常常冒出來干擾真問題的分析。以下是筆者結合近期遇到的幾個問題，談談個人看法。
1.碳中和與能源供給安全，是什么關系？
（來源：微信公眾號“先思錄” ID:foresight-thinking 作者：尹明）
有人認為“今天大力搞雙碳，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可以去石油化，減少石油對外依賴”�！笆突焙汀叭ナ突笔莿撔鲁龅拿~，也沒有見到具體解釋，可能是想說“減少石油消費量”。有人認為，中國“去石油化”的理由是因為“三桶油不能滿足石油供給”。到目前為止，筆者也未感到石油不夠用，或見到此類現象發生。筆者理解這些人所提的“供給”應該是指“國內生產”，與“國際進口”相對應。按照這個邏輯梳理下去，“去石油化”的目的是通過減少石油需求，進而減少石油國際進口量，降低石油對外依存度。
正是基于此邏輯，有些人進而提出，“我們搞碳中和，內在的一定要以減少石油需求降低石油依賴為最緊迫的追求”�！白罹o迫的”肯定是指近期或眼前隨時都可能發生的石油斷供風險，屬于能源安全議題。將應對境外石油進口隨時可發生的斷供風險，作為我國碳中和這個長期戰略的內在要求，暴露出文章用長遠戰略思維解決小概率石油斷供風險問題的邏輯。這完全混亂了能源安全與碳中和的概念與關系。
我們用碳中和這項長期戰略工作，付出如此高的轉型代價，去解決戰時石油斷供這類小概率風險，是否合適？換句話說，碳中和與能源供給安全是什么關系？筆者認為，碳中和主要針對和平時期的常態，能源供給安全針對的是戰時或準戰時的油氣進口被斷供這類非常態小概率的事件（參考“先思錄”發表的《將“能源替代”上升為“能源備份”國家戰略》）。而碳中和是世界發展的潮流，是聯合國都承認和積極推動的人類“地球村”的關愛活動。將這兩個事情聯系在一個情境下去分析，總覺得不是一類問題。畢竟，真要是發生進口能源斷供的話，估計也沒有人在會考慮什么減碳不減碳了，“不管粗糧細糧，先吃飽肚子、有了氣力再說”。
2.石油與煤炭，誰先誰后？
石油既是燃料，也是重要的原材料。筆者認為，分析和討論碳中和，要分清石油作為燃料與作為原材料的差異性。對于石油而言，對其燃料功能的替代，易于對原材料功能的替代。人類在未能找到石油在化工領域原材料的非碳基替代品之前，是不可能實現完全物理脫碳的。而這點又是非常難以想象的，因為我們人類就是碳氫體，讓人類切斷與碳的聯系是多么多么地“不可想象，甚至是不道德”。
由生產、煉化、儲運、使用等各環節組成石油體系封閉性相對較強，使用邊界清晰，主要用于液態燃料和化工原料�；旧�，石油與煤炭之間屬于弱替代關系，是兩個獨立性非常強的能源品種體系，各自運行，根本不存在先誰后誰的問題。非要有個先后的話，從對碳排放貢獻度角度看，先對貢獻度最大的“開刀”更合邏輯。
前文已經提過，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中88%與化石燃料燃燒有關。根據王慶一先生編著的《2020能源數據》，2019年我國能源消費結構是煤炭57.7%、石油19.6%、天然氣8.3%，石油占比小于煤炭。在排放效果上，根據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石油、天然氣的CO2 排放系數分別為是煤炭的0.818和0.593倍�？梢�，中國應該優先去考慮煤碳，穩妥考慮油氣，才可能在初期實現事半功倍的效果。畢竟，主要作為燃料的煤炭，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而主要作為原材料的油氣，具有更強的不可替代性，需要技術、工藝、流程與資本等多方要素的更強的協同與融合，“骨頭太硬，現在的刀還不夠硬，需要慢慢來”。
3.能源生產單位與使用單位，誰是去碳工作的主體與方向？
抓著能源生產單位搞去碳，是抓錯了主體抓錯了方向了嗎？在理解了雙碳工作與能耗雙控的區別和聯系后，很容易發現該句話所表達的觀點機械性與片面性。在雙碳工作中，能源生產單位和能源使用單位發揮什么作用？筆者認為，后者決定能源需求量規模，在減少不合理用能上作用重大；前者決定供給，包括供給能力及上游能源來源（煤氣油風光水核等時間、空間組合）。能源使用單位在決定用能的物理碳排放水平（不包含通過碳匯或購買配額等實現的碳排放抵消）上作用是有限的。能源系統碳排放規模更多是由能源生產端決定的。即使是能源使用單位非要點“全綠能源套餐”，也是需要能源生產單位通過資源開發轉化，有時也需要再配合一些金融手段來實現。因此，雙碳工作需要能源生產單位與能源使用單位兩頭都要抓，協同起來才可以，忽視任何一頭，都不會取得好效果。在此方面，可參考“先思錄”發表的《換個角度理解我國的“減碳承諾”》。
4.“碳排放的增加”是反映經濟總量增加的重要指標嗎？有人認為，碳排放的增加是反映經濟總量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人為抑制碳排放的增加，很容易造成直接抑制了經濟活動量的增加，直接抑制了經濟活動。這種觀點是停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博物館”級別觀點。拿碳排放作為反映經濟總量增長的重要指標，應該指的是傳統工業時代的情況，資源驅動的社會，能源消耗與經濟發展緊密耦合。歐美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但同時，歐美國家在完成工業化后，經濟逐漸與能源消耗脫鉤，碳排放量實現達峰并出現下降，也證明了碳排放作為反映經濟總量增長的局限性與不科學性�，F在是一個技術賦能、數據驅動的時代，產業結構調整和分化嚴重，而不是傳統的資源驅動的社會。一度電在不同發展階段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是不同的�！跋人间洝卑l表過《從“1度電的價值”說起》，對此有詳細的分析。對于正處于新發展階段追求高質量發展的中國，拿碳排放的增加作為反映經濟總量增長的重要指標，基本上屬于還沒有認清當前由傳統工業時代向數字信息時代轉型的時代大背景，沒有真正領會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與要求。落伍了，該進“博物館”了。
從專業的角度看，碳排放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之間，至少還需要能源消費總量、能源結構（煤氣油風光水核等比例）作為鏈接。經濟規模增長，能源消費總量增長，同時能源結構清潔水平更快提高的話，碳排放總量也會降低的。這不就是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嗎？這不就是我們追求的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嗎？
希望我們在討論碳中和這類嚴謹問題時，回歸到尊重常識，尊重科學，求真務實的嚴謹態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