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吳敬璉日前表示，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通道，GDP增長乏力、產能過剩、市場疲軟，部分企業因為銷售不暢資金緊張甚至發生了償債危機，出現了“跑路”的現象。“這些問題在宏觀經濟中的集中表現，在我看來就是國民資產負債表，或者有人叫做國家資產負債表中的杠桿率太高，負債率太高。而風險正在加速地積累，所以隱含著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吳敬璉在出席“2014金融街論壇暨第十屆金融博覽會”時說。
高盛高華研究總監馬寧在該論壇上則表示，從目前來看，中國宏觀經濟有兩個比較大的風險，一是杠桿率(債務與GDP比例)大幅度上升，二是影子銀行發展比較快。
杠桿率高 風險積聚
馬寧進一步表示，我國杠桿率非常不平衡。從主要的杠桿率來看，老百姓的杠桿率是非常低的，現在只有23%，中央政府的杠桿率也非常低——24%左右。根據不同的政府平臺定義和統計口徑，政府平臺的杠桿率大概是27%至40%。從企業和政府平臺合計來看，現在是156%，比2008年的125%左右上升了30個百分點左右，而且這一塊還在繼續上升。
吳敬璉表示，為了應對杠桿率風險，有兩種基本辦法：一種是強刺激政策，要求放松銀根，增加投資，拉動GDP的增長速度。這種辦法的好處是能夠在短期內提升增長率，解除一些企業的經營困難，或者使得投資者取得更高的回報。但是壞處在于，用了對企業進行補貼或是加大投資的辦法來支持一個高增長率，妨礙了效率的提高。因為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補貼以后，反倒是減弱了提高效率的壓力。
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即經濟增長方式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的粗放式經營，轉變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支撐的進程受到影響。結果導致資產負債表中的杠桿率進一步提高，風險進一步集聚，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增加。
第二種辦法是在控制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之下，把主要的注意力、力量用于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促進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優化。但壞處在于，GDP增長率在一段時間可能會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到一個中速的水平。
“我們如果能夠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優化結構就會有更切實的保證。”吳敬璉說，“只有通過改革，建立一個好的體制，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效率太低這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癥結性問題。”他表示，在此制度基礎上，才有可能解決效率提高的問題。只有效率得到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才能夠得到較快的增加，中國的發展才能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
同時，吳敬璉對降低風險給出了建議：一是停止回報過低，或者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二是停止對一些”僵尸企業“輸血;三是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四是對于資不抵債的企業要實施清盤或者破產重整;五是要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
吳敬璉強調，經濟新常態的定義不僅是經濟增速的降低，在速度降低的同時效率也要提高。
刺激需求 化解影子銀行風險
金融穩定理事會發布的《2014全球影子銀行監測報告》認為，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居全球第三，增速位居全球第三。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則顯示，中國影子銀行資產規模達27萬億元(約合4.39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銀行業正式資產規模的五分之一。2013年，中國“其他的金融中介機構”的資產增幅超過37%，達到近3萬億美元，這其中不包括銀行、養老金和保險公司等傳統金融機構。
針對影子銀行風險問題，馬寧表示，影子銀行基本上百分之百的信貸是給了企業(大型企業、房地產市場、政府平臺、中小企業)，影子銀行在過去幾年都是增長30%左右，實際上增加了企業的杠桿，增加了投資，而不是增加了消費。
“影子銀行的快速擴張實際上造成了中國杠桿率的不平衡，中國經濟更加不平衡，是投資和消費之間不平衡的問題所在。”馬寧稱。
馬寧表示，過去中國的改革和經濟政策多是供給方面的政策，包括刺激投資、鼓勵民營企業投資打破“玻璃門”等，都是針對投資方面的。但是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投資一直大于消費，中國是不缺投資的，且每個行業基本上存在過剩產能。“現在最需要的宏觀政策實際上應該是刺激需求，也就是刺激消費。”馬寧表示，實際上可以刺激居民住房抵押貸款以及消費信貸需求。“實際上需求的政策是最重要的，希望中央能夠多做一些需求方面的政策和消費信貸方面的政策。”
銀行改革方面，馬寧表示，金融監管當局面臨的一個挑戰在于，在推進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還有數量控制，既有存貸比例控制，又有信貸額度控制。“在這兩方面，信貸額度和存貸比之間實際上是非常矛盾的，沒有任何一家銀行現在能夠既完成信貸額度不超，又能不改變存貸比關系。這是一個非常扭曲的狀態。這是銀行改革需要考慮的問題。”馬寧說，因此，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造成了銀行的杠桿率提高，對金融政策形成倒逼存款準備金率下降的要求。否則，整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不足。為此，馬寧建議，應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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