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研究綠色金融后，出差就再沒用過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一位金融監管人士自述，2015年綠色金融成為他的研究關注點，并由此觸發了環保意識的覺醒。
也正是在這一年的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但情懷大于行動，該人士感慨當初幾年綠色金融踐行之艱。
現實生活中，一份早年的各省酒店用品行業協會數據顯示，全國1.5萬多家星級酒店，每天消耗的洗漱用品120萬套，其中70%-80%最終直接浪費，混入生活垃圾成為環境污染源。
另一份研究數據顯示，如果把每年生產的塑料袋綁在一起，可以繞地球7圈，超過50種魚誤食過塑料垃圾，每年大約100萬只海鳥因塑料污染導致死亡。
從陸地到海洋，全球人類都能切身感受到的變化是，氣溫逐年升高，氣候越來越暖。又一項研究表明，如果人類繼續按照目前的碳排放常態，2100年，全球氣候升溫將超過4攝氏度，這一趨勢發生的概率超過90%。
導致臭氧層被破壞的過量碳排放,被氣候界認定為全球變暖的一大元兇。
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巴黎協定》，其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將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
“在這之前，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是相對消極的，主要強調不能抑制經濟增長，作為發展中國家不能承諾約束性硬指標。”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說。
周小川所說的“在這之前”的分水嶺已經到來。
2020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這是一個值得深刻理解和落實的重要轉變，這種轉變并不是表述上的微調或者政策上的延續式更新，而是理念上、認識上、立場上的轉變。”周小川評論道。
在2020年12月12日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在“30·60”碳目標的基礎上，將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幾項總量指標進一步細化：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伴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明確，綠色金融迎來發展契機；但在舉世承諾之下，踐行者也感受到倒逼的壓力。
“在碳中和約束條件下，有兩個方面的任務格外緊迫”，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3月20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鮮有地系統闡述了中國綠色金融的當前要務及政策體系規劃。
第一，實現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資，要以市場化的方式，引導金融體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資支持；第二，氣候變化會影響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需要及時評估、應對。易綱表示，圍繞這兩方面要求，人民銀行已經把綠色金融確定為今年和“十四五”時期的一項重點工作。
事實上，五年間，中國綠色金融貸款余額達12萬億元，存量規模居世界第一；債券存量約8000億元，居世界第二。
盡管如此，與碳中和目標所需巨大資金量的對比下，綠色金融當前的發展規模略顯尷尬。
來自國家氣候戰略中心的數據顯示，為實現碳中和目標，到2060年我國新增氣候領域投資需求規模將達約139萬億元，年均約為3.5萬億元，長期資金缺口年均在1.6萬億元以上。
碳達峰、碳中和的意義不止于綠色環保，其背后所蘊含的人類社會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對于依附于實體經濟而存在的金融業來說，亦意味著一場漸進式的變革。
一位接近監管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鑒于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綠色金融對于商業銀行意味著信貸結構重塑，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監管部門還是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還是能力的挑戰。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則更加直接地指出，金融機構如果不參與到碳達峰、碳中和的進程中，就會失去最大的投資和業務增長機會。“如果股權投資者在這些高碳產業和企業中有股份，且這些企業不轉型，那么未來這些股權的估值將很可能變得很小甚至變成零。如果銀行貸款給高碳企業，且這些企業不轉型，那么一些長期貸款就會變成壞賬。”
應對壓力，易綱羅列出央行綠色金融的工作表：完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強化信息報告和披露；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納入氣候變化因素；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應對氣候挑戰；深化國際合作……與此同時，央行已經啟動建立全國性的碳核算體系。
每一項工作背后都是一場系統工程，“30·60”雙碳指標的時鐘倒轉之下，中國綠色金融的路線圖正在逐漸清晰。
01發力頂層設計：標準與信披
一行兩會正在發力完善綠色金融頂層設計。
3月20日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人民銀行已經把綠色金融確定為今年和“十四五”時期的一項重點工作。未來重點工作之一，便是完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
所謂綠色金融，依據2016年8月，人民銀行等七部委發布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被定義為：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即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
綠色金融體系則指：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股票指數和相關產品、綠色發展基金、綠色保險、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關政策支持經濟向綠色化轉型的制度安排。
易綱透露，央行在即將完成修訂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中，將刪除化石能源相關內容。
在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構建方面，央行主要遵循“國內統一、國際接軌”的原則， 2018年起，人民銀行便與發展改革委、證監會等部委多次協商，形成基本共識，將綠色債券目錄進行了統一。目前，對于國際上并不認可的清潔煤與化石能源利用項目，新修訂的綠色債券目錄也將其剔除。
一位銀行金融研究所擅長人士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新的綠色債券目錄將在年內正式印發。這一舉動，也是在綠色標準上與國際接軌。
此外，央行正在與歐方共同推動綠色分類標準的國際趨同，易綱透露，爭取年內出臺一套共同的分類標準。在他看來，綠色金融標準是識別綠色經濟活動、引導資金準確投向綠色項目的基礎。
對此，有監管人士建言，中國做綠色產業分類做得比較早，但從完整性、系統性來看，歐洲的綠色分類標準更為全面，未來中國在完善相關標準時，可以進一步借鑒。
標準之外，業界普遍關心的強制信息披露制度也在臨近。
據《財經》記者了解，央行將分步建立強制的信息披露制度，以覆蓋各類金融機構和融資主體，并實現披露標準統一。
與央行同步，銀保監會也在研究信息披露指引的相關內容。
相對于監管層逐步趨嚴的信披制度，銀行等機構頗為關注新政要求的披露內容的詳盡程度。
有監管人士、國有大行相關負責人向《財經》記者表示，前期爭議點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的范圍。從環保組織的角度，肯定希望銀行盡可能詳細地披露到具體企業、具體項目，但這個做法并不現實，因為很有可能損害到企業的利益。目前相對一致的看法是，披露到具體行業的貸款情況即可。另據《財經》記者了解，目前信披指引已處于起草階段。
該人士指出，不論是金融機構還是企業都需要主動對社會公開披露環境信息。一方面，這是相關主體獲得相應獎勵的基礎；另一方面，市場主體也必須要接受社會監督。過去，市場主體一般按照內部模板或相關國際模板開展信息披露，但各機構披露的內容、范圍、文本標準等不盡一致，缺乏可比性。目前，人民銀行研究局正在牽頭制定統一規范的信息披露的標準。這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今年有望推出。
證監會近年來亦在研究制定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具體規則。2016年、2017年，證監會兩次修訂《年報準則》和《半年報準則》，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具體內容和具體方式提出了明確要求。
2018年9月，證監會修訂《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對上市公司在環保等方面提出要求，同時在信息披露方面對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等作了規定，形成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2021年2月5日，證監會就《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在該指引的主要修訂條目中，證監會增加了有關“公司的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的（投資者關系管理的）溝通內容。
在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綠色金融合作委員會執行副主任、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看來，未來，綠色金融的發展，首要問題不是來自綠色金融本身，而是頂層設計。其對《財經》記者表示：“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目標，背后需要一個非常巨大的體系建設。從政策層面來看，目前有幾個難點，包括前期需要比較全面的頂層設計，制定出一套規則制度、評價標準等，同時還要有相關人才來執行，才能夠逐漸展開。同時，這些設計背后，還需要強大的技術支持。”
他通過舉例對此進行了解釋，在綠色金融的相關政策上，監管層出臺了一些措施，比如在IPO融資方面，將為綠色企業提供更多支持。不過，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認定一家企業是否屬于綠色企業？以一家水利發電廠為例，在國內會認為水電站發電減少了碳排放，但在國外一些國家看來，水電破壞了生態環境，故而不能算作綠色企業。因此，全面的頂層設計、規則制度、評價標準等是需要提前規劃設計，才能推動后期綠色金融的發展。
他認為，有了詳細的指標之后才能在金融上給予定價，從金融的角度來講，目前已經出臺了一些標準，但是仍然不夠詳細，應該不斷完善，短板的或者缺失的領域，應該盡快通過立法補齊。“如果標準設定不夠細，則在操作層面上，就很容易出現套利行為，目前就有一些企業通過‘刷綠’來套利的行為。”
02迫切任務一：百萬億資金需求
易綱指出，在碳中和約束條件下，有兩個方面的任務格外緊迫。其中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巨量投資需求。
多項研究認為，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30·60”目標需要的投資規模在100萬億元以上。易綱在上述論壇上也指出，各方面有不少測算，規模級別都是百萬億人民幣。
清華大學牽頭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報告測算，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統需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超過每年GDP的2.5%。如此巨量規模投資，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只占10%左右，其他依賴于社會資本。
“未來，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必然需要借助金融的手段來實現。近年來，中國發行的綠色債券的體量都居于世界前列。”劉鋒對《財經》記者表示：“在碳中和涉及的各個領域，金融的發展反而是超前的。”
2020年末，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約12萬億元（約合2萬億美元），存量規模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約8000億元（約合12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
另據CBI統計，在綠色債券累計發行規模方面，2019年全球綠色債券同比2018年增加51%，發行量前三名國家為美國（513億美元），中國（313億美元），法國（201億美元）。
但在中國信貸300多萬億元的總體規模中，綠色信貸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硬約束下，大量高碳行業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減碳路徑。周誠君指出，大量的資金缺口其實來自于轉型資金。
“碳達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轉型和改造資金，僅靠現有的綠色金融遠遠不夠。”周誠君說，綠色金融有國際共識和嚴格標準，所以是剛性的，各方必須遵守。很多行業，如鋼鐵行業，面臨巨大的轉型投資需求，但不符合綠色金融標準。我們可以發展轉型金融去支持此類行業，因為轉型金融允許投資到高碳、高環境影響的行業，但是需要制定一個清晰的減碳、轉型路徑，并持續、嚴格地開展環境披露信息。轉型金融的意義就是大大拓展了金融行業對于環境和氣候友好型項目的支持力度，它未必是綠色的，但符合轉型要求，有益于改善生態環境、減緩氣候變化。
從融資主體構成來看，中國綠色金融95%的融資量來自銀行，這與中國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相關。以中國每年100萬億的GDP總量對比，投資率大約在40%水平。上述監管人士認為，市場并不缺乏供給綠色金融的資金，問題在于投資回報率如何。
那么如何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開展綠色投資？
該人士認為，一個比較好的措施是有效降低金融機構的財務費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金融機構風險權重。目前，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約合12萬億元，如果將風險權重降低一半，理論上就可以將綠色貸款規模最大拓展到24萬億元。
據《財經》記者了解，調整綠色金融資產風險權重的內容已經寫入人民銀行相關文件，但這項措施實施難度較大，還需監管部門達成共識。出于風險控制考慮，若在全國推行存在困難，有參與討論者建議，在六個國家級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先行試點。
此外，多項激勵措施已經進入探討階段，包括降低綠色不良資產容忍度、開展綠色資產證券化業務、鼓勵金融機構開發ESG產品；且不排除未來人民銀行會同監管部門出臺綠色金融評級或者環境與氣候風險評級等，根據評級給予獎懲。
此前，人民銀行曾將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后來考慮到貨幣政策目標不宜過多，暫停將綠色信貸業績納入MPA。但隨著新目標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的進一步完備，激勵措施的力度和可行性勢必強化。
國際機構的一項調查則提供了一個相對樂觀的前景，渣打集團在去年針對全球300家最大的投資公司的調研中發現， 53%投資于新興市場的機構將中國列為重點投資市場，而根據其近期的《可持續投資評估》，目前高達90％的高凈值投資者對可持續投資感興趣，其中42％的人考慮在未來三年內將其15％的資金用于可持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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