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取暖事關民生福祉、綠色發展，是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農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內容。在江億看來，“革命”必然伴隨著技術、經濟、機制體制等多方面困難，由化石能源轉向可再生能源及核能轉型是重要的路徑所在。
能源供給側改革的主要目標在于實現低碳發展。談及推行“革命”的原因，江億表示，為落實《巴黎協定》將“平均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內”的要求，到2050年，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需從7.5噸/人降至2噸/人。“在確保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控制排放，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唯一路徑是在能源供給側結構上展開調整，也就是所謂‘革命’。”
那么，革命如何展開？江億認為，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達7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30%，除非在資源量上有所突破，否則二者很難成為主導能源。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則更為適合。
與能源供給相匹配的，還有消費側調整。對此，江億認為可朝以下方向發展：一是采用高效用電方式，大幅增加電力在終端用能中的比例；二是通過靈活電源和末端用能模式的革命，解決用電峰谷調節問題；三是盡量減少末端燃料的直接燃燒應用，尤其是為北方供暖找到新的清潔熱源。在此基礎上，化石能源未來可僅用于工業生產、部分交通、供熱調峰等領域。
可再生能源的主要表現形式是“電”，從消費側出發，如何更好地應用電能？
江億認為，首先應評估好電的實際價值，而非簡單將電和熱等同。一份電相當于四份熱，若不科學地用電生成熱，實際是極大浪費。對此，提倡在末端加大用電比例，如通過熱泵技術等方式實現電熱轉換、提高熱電比。按照未來的能源發展，電力應占到終端能源總量的2/3以上，才能與源側發展的可再生能源相一致。
其次應關注調峰瓶頸，通過各種渠道解決峰谷差問題。江億提出，可發揮當地燃煤、燃氣電廠的靈活調節能力，從源側進行調峰；同時在消費側發展新的用電模式，通過需求側響應讓終端用電設備參與調峰。“比如大力發展電動車，不僅是為解決尾氣排放，也是能源結構調整的一個重大舉措。如果真正用好智能充電樁網絡，哪怕有一半電動車參與調峰，都對解決電網峰谷差有著巨大作用。或者可使用熱泵供暖，借助建筑的熱慣性參與調峰。”
此外，不應忽視低品位熱源的重要作用。江億指出，北方冬季只需保證屋內維持在20攝氏度左右，即可滿足供暖要求。此前一度被忽視的熱電聯產乏汽余熱、一些工業生產中排放的低品位余熱等，實際上均大有可為。
尤其是低品位工業余熱，我國工業生產耗能目前達25億噸標煤以上，在此過程中排放的100攝氏度低品位余熱超過5億噸標煤。“這些低品位余熱60%以上位于北方供暖區，每個冬季的排放量約達1億噸標煤。”江億舉例稱，其中絕大部分熱量是以冷卻塔散熱的方式排出，導致每年冬季工業耗水量達30億噸，相當于南水北調工程每年調水量的三分之一。如能將50%工業余熱用于供暖，再加上70%熱電聯產提供的熱量，可為北方地區200億平米建筑提供35W/㎡基礎負荷熱量。由此，既可兼顧可靠性、安全性、靈活性，也可避免過量供熱，形成一個滿足不同需求的良好供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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