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頭20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將面臨許多新的重要變化和挑戰。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2020年中國實現經濟總量翻兩番的增長目標；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折算，屆時中國的人均GDP將超過1萬美元。根據國際經驗，這一時期是實現工業化的關鍵時期，也是經濟結構、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費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的階段。近年來，這些變化已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現。
首先，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重化工業時期。自2002年起，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高增長周期，同時表現出了日益顯著的重化工業特征，重化工業占工業增加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并且超過了60%(2002年、2003年這一比例分別達到了60.9%和64.3%)。由于重化工業階段的形成機制主要歸因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加快和基礎設施建設等中長期因素，這就意味著重化工業時期將持續較長時間，同時也意味著今后的經濟增長對能源的需求可能比輕紡工業時期要高。如果工業領域能效水平沒有大的提高，經濟增長將對能源供應形成高依賴。
其次，城市化進程加快。2003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40.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個百分點，與同等收入國家相比低了近15個百分點。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將加快發展，202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55%-60%。當前城鎮人口年均消耗能源為農村人口的3.5倍，依此規律，21世紀頭20年城市化水平即使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每年也將增加至少1300萬城鎮人口，相應地將產生大量的新增能源需求。
最后，中國正成為世界加工制造基地之一。由于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處在低端位置，形成了進口多為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而出口多為一般制造業產品的國際貿易結構。單位價值的進口與單位價值的出口消耗能源不同，事實上造成了國際間能源需求的轉移。在這一進出口結構下，隨著進出口量的增加，能源需求向中國轉移的趨勢短期內難以改變。
上述這些具有中長期意義的變化，將在21世紀頭20年持續存在。中國也將同大部分發達國家一樣，將經歷人均能源消費量增長較快(尤其在人均GDP在1000-6000美元之間)和能源結構快速變化(石油需求比例上升)的過程。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和人均資源占有量不足的基本國情，再加上經濟全球化和環境保護日盛等鮮明的時代特征，中國面對的情況和挑戰比發達國家曾經歷的時期要復雜得多。此外，中國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對國際能源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的能源問題也遠遠超出了能源的范疇，在國際政治、外交等領域成為熱點問題。
在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需要多少能源支撐經濟社會的發展目標，面臨何種挑戰和壓力，既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取決于采取何種經濟、能源、環境等方面的政策，但中國在能源領域將面臨著一系列不可避免挑戰：
一是資源的可持續供應面臨較大壓力。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還包括南非、印度等國)主要依賴煤炭資源的國家，2003年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占了67.9%，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41.5個百分點，比經合組織(OECD)國家高了46.5個百分點。從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能源發展歷程看，已完成了兩次能源變革(由煤炭替代薪柴，由石油替代煤炭)，目前正處在走向多元化能源的第三次變革之中，更長遠的趨勢是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而我國僅僅是完成了第一次能源變革，剛剛進入石油、天然氣快速發展的階段，能源的多元化結構更是遠未形成。從化石燃料的資源量來看，中國人均能源可采儲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只有2.48噸，人均天然氣可采儲量1408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儲量89噸，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10.0%、5.0%和57%。我國石油產量不可能大幅增長，2020年預計為1.8億-2.0億噸，然后將逐漸下降。我國煤炭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探明程度很低。目前，煤炭可采儲量為1886億噸，尚未利用的精查儲量為618億噸，其中90%分布在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環境十分脆弱、遠離消費中心的中、西部地區，開發、運輸和利用的難度勢必加大。此外，在尚未利用的精查儲量中可供新建大中型礦井的精查儲量只有300億噸，考慮到2020年要新建年產能力10億噸的煤礦，需要精查儲量1000億噸，缺口依然巨大。
二是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的依賴度較大，提高能源效率雖然還有較大潛力，但其艱巨性要遠大于前20年。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的依賴比發達國家大得多。2001年，中國終端能源用戶用在能源消費的支出為1.25萬億元，占GDP總量的比例為13%，而美國僅為7%。從能源利用效率來看，我國單位產品的能耗水平較高，目前8個高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而這8個行業的能源消費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總量的73%。按此推算，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中國的工業部門每年多用能源約2.3億噸標準煤。從前述情景分析的結果看，到2020年存在少用8億噸標準煤的可能。要實現此目標，其艱巨性要遠大于過去的20年。過去20年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變動所釋放出來的節能效果，在今后雖然還有大的潛力可挖，但面臨著重化工業新階段和國際制造業轉移的新情況，必須要在經濟、能源、環境等方面，采取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并加以落實，方能見到成效。
三是可持續發展面臨較大壓力，尤其是如何滿足小康社會對環境的要求面臨著巨大挑戰。中國并沒有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僅以大氣污染情況為例，中國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雖然單位GDP的碳排放量明顯下降(1990-2001年下降了52%)，但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卻從1980年的3.94億噸碳增加到2001年的8.32億噸碳；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中期酸雨區面積比80年代擴大了100多萬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區域面積已占全國面積的30%左右。由于較嚴重的環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經濟成本和環境成本，并對公眾健康產生了較明顯的損害，國內、外研究機構的成果顯示，大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占GDP的3%～7%。造成大氣質量嚴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以燃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并且沒有對煤炭利用采取有效的環保措施，煙塵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的90%、氮氧化物的67%來自于燃煤，此外機動車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污染加劇。根據能源需求情景分析的結果，按照目前的排放水平，到2020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預計產量將不可想象。
從環境容量看，要使全國大部分城市的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必須控制在1200萬噸左右；氮氧化物的控制量2010年、2020年分別為1800萬噸、1600萬噸。這些標準應是“環境小康”的最低要求。但是，表3的相關數據表明，目前已經存在著環境“透支”，到2020年，即使按照污染物產生量最少的C情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產生量也遠遠超過環境容量所承受的范圍，如果滿足目前的環境質量標準，兩類污染物需削減量分別達到1589萬噸、1270萬噸，削減率分別為57.0%、44.3%。如果是污染物產生較多的A情景，屆時可能出現的大氣污染將更為嚴重。此外，二氧化碳產生量也會明顯增加，要求中國限排溫室氣體的國際壓力將越來越大。從國際經驗和中國的潛力看，在保持經濟增長和能源發展的同時，明顯減少環境污染，滿足小康社會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不是不可能，但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
四是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問題越來越重要，如果措施不當就會出大問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必須面對難以避免的兩個情況：其一是石油消費量顯著增加；其二是受石油資源的約束需要大量進口石油滿足國內需求。目前這些情況已有所表現，自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之后，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從1995年的7.6%增加到2003年的34.5%。到2020年，石油消費量最少也要4.5億噸，屆時石油的對外依存度有可能接近60%，接近目前美國的水平(2003年美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為66.2%)。中國石油供應的一大半將依賴國際資源，一方面將對國際石油市場的供求關系產生一定影響，另一方面使中國的石油安全問題變得十分突出，如何準確把握影響石油安全的國際形勢和樹立切合實際的石油安全觀，如何充分利用好國內外兩種資源，如何建立針對石油安全的緊急應對機制和預警機制，如何參與到有利于保證中國石油安全的國際合作框架中，如何提高中國石油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是擺在中國政府和企業面前并需要很好解決的重要問題。除此之外，保障電力和天然氣供應安全也是能源安全的重大問題。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對能源供應及其供應質量提出了較高要求，采取正確的能源戰略對于保障能源供應、解決當前的突出矛盾、應對未來的挑戰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將考慮問題的視角拓展到世界范圍和中國未來發展的更長周期，可以發現兩個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問題。
一是從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能源發展的趨勢看，由目前的多元化結構轉向可再生能源時代，逐步實現對化石燃料的替代已無可置疑。有關機構預計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例將達到50%，雖然實現此目標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但這一發展趨勢已初見端倪，并成為發達國家致力解決的戰略性問題。全球能源發展帶給我們的思考是中國能否把握住此趨勢，有意識地在能源領域實行跨越式戰略。
二是從中國未來發展的更長周期來觀察，我們可以通過實施節約政策，減少對資源的浪費，開發出新的節能產品，使現有的資源得到更好的利用，產生更大的效益。這無疑也是一個十分有效的辦法。
在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我們應力爭使中國的能源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具體而言，到2020年(第﹁個15年)實現能源消費翻一番支持經濟增長翻兩番，改變目前仍然存在的粗放型經濟增長的現狀，初步實現能源的集約利用，大力推廣節能產品，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力爭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源開發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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