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八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我國開啟了新一輪全面改革。“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了新的動力和增長點，但如何把脈中國經濟“大變局”的內外部有利環境及可能性，需要政府容忍短期內的經濟放緩，同時破釜沉舟式地“革自己的命”。為此，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企業家在這本《經濟大變局，中國怎么辦？》提出了各自的見解和主張。不論各方對這些經濟學家、企業家之言有多少保留，他們依據多年思考、調研給出的這些意見值得認真對待。
“錢荒”根源與國資改革
很多人對我國現在發生的“錢荒”感到很不解，因為我國的貨幣流通量并不少，從廣義貨幣M1、M2來看，流通的貨幣量是很大的。為什么會發生“錢荒”？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分析原因有二：其一，我國正處于雙重轉型階段，第一個轉型是發展轉型，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第二個轉型是體制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在這兩個轉型過程中，農村對貨幣需求量大增。農民經營土地甚至開辦小工廠，需要大量資金。其二，政府投資及貸款不配套。銀行將大部分貸款給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小微企業很少能獲得貸款。貸不來款，民營企業就慌了，因為手上沒有資金，萬一有好的投資機會，就丟失了；還有，如果資金鏈斷了，連企業日常運行都會困難。
早前，厲先生及團隊在廣東調查還發現，很多企業都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用當地企業家的話說叫“現金為王”。幾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自然貨幣流通量就不夠了。
面對國資改革，很多人出于擔心，提出“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全部退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則認為，“國有經濟規模巨大，全部退出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他進一步分析指出，在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謀求“控制”，會扭曲市場；投資為了收益，對其他投資者不會造成不當傷害。因此，國有資本“應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國有資本關鍵問題不是“退出”，而是在競爭性領域與時俱進地改變國有經濟的功能，由過去看重對產業和企業的“控制”轉向現在專注資本投資收益，是否退出由投資運營機構分散地自主決策。國有資本的公共性不是表現為“退出”競爭，而是體現在收益分配的公共性。可以設想，如果在資本市場上活躍著一個個追求財務收益的國有資本投資機構，如同一些國家的一只只養老基金，必將對改善資本市場產生正面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需要加上非洲
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管清友認為，“一帶一路”戰略將對中國未來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將重構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掀起國內第四次投資熱潮，同時也標志著新一輪企業并購浪潮拉開序幕，或許將迎來中國式的“黃金時代”。特別是新一輪企業并購浪潮的興起，將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共同參與的一次全民狂歡，并為中國資本市場帶來一波“并購牛”。與美國相比，中國式“黃金時代”的開啟可能更多依賴結構化紅利，需要在技術、人口、政策、市場等方面盤活存量、擴大增量。譬如人口紅利方面，盡管中國絕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但“二胎政策”的放開、對房地產改善型需求的刺激，與美國的“嬰兒潮”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如我國目前的整體科技水平與當年的美國不可同日而語，但擁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生、更多的科研人員，在“互聯網+”引領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中，軟硬件也已達到一定水平，可以期待信息網絡、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及先進制造等技術的融合突破將為中國帶來一輪新的技術紅利。
與管清友的觀點相映成趣，光大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徐高提出，作為一個有著美好愿景的戰略，“一帶一路”要最終成功，需要處理好國內與國外、政府與民間、長期與短期三個關系，推進就能少一些障礙，多一些進展。
談論同一個話題，林毅夫卻有他的新視野：“‘一帶一路’需要加上非洲。”他給出的理由頗為充分：“一帶一路”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主，以產業轉移為輔。在非洲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產業轉移為主，基礎設施建設為輔。這就像車子的兩個輪子，是我們對外發展合作的兩個支撐點。
是資本駕馭權力，還是權力繼續掌控資本
30多年的改革史，一言以蔽之，是權力對資本解除封殺的歷史，或允許資本存在和萌芽的歷史。在改革開放中，權力部分釋放了資本，自己也變得強壯。當資本的狼性被部分解除封印后，現在慢慢恢復成一只獵犬。這也許是目前中國最好的狀態，一個強健的當家人和一只靈敏的獵犬。但兩者間該如何平衡，是資本駕馭權力，還是權力繼續掌控資本，或是并駕齊驅？這是左右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問題。財新網專欄作者樂平用“現在”和“未來”的對比方式談了他的觀點：現階段的資本市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股市既有資本的屬性，又有極強的權力屬性。這一階段決定投資價值的一方面是資本屬性的回歸，另一方面是權力控制的進退。在未來的資本市場，當股票的資本屬性得到足夠的充實，那時候所謂的牛熊才是股市的牛熊。如果資本在GDP的增長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時股票也體現了資本創造價值的能力，那時股市和GDP的相關性會自然而然地增加。
從樂平的分析中不難發現，當過去人們仰望權力會帶來公平正義和保障的時候，可曾想到它竟然會成為最大的枷鎖；反之，當今天人們熱情擁抱撫摸市場和資本時，可曾想到它的嗜血本性和前面數代人為馴服它而前赴后繼的努力。在歷史大潮的正反合中，數代人匆匆過去。我們也許能看到一個資本屬性不斷加強的資本市場，這正是今天中國資本市場最值得關注的根本特征。
傳統銀行的“互聯網金融”還在路上
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是什么？到底互聯網是本體，還是金融是本體？這個討論爭論從未停止過，但爭論雙方似并沒在一個平臺上用一個語境體系交流，像是在隔山打牛。對此，中國銀行網絡金融部副總經理董俊峰的分析頗為清晰明了：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做金融，是從互聯網出發，所以他們會稱自己是“互聯網+金融”，是長尾在顛覆傳統金融的壟斷。傳統銀行、證券、保險和基金業做金融，從金融出發，因此在思維方式上往往被叫做“金融+互聯網”，是傳統金融嫁接互聯網，雖自稱“金融為本”，但似乎至今未秀出強健肌肉。那么在這個從“廟堂”到“草根”都在對“互聯網+”充滿期待的大變革時代，這兩種出發原點不同的金融創新，到底是相向而行呢，還是漸行漸遠？目前看來，趨勢應該是前者，兩個群體都在向中間地帶也即理想狀態的“生態金融”邁進，并將最終交匯為一種新的金融要素稟賦。
如果非要比較兩個群體的差異，董俊峰認為兩者“各有優勢”。“互聯網+金融”的先天優勢體現在：互聯網消費體驗，體現趣味性、互動性、利益性，這顯然是要看“90后”們的價值取向；互聯網已構筑各自領域的流量入口，形成人群的聚集和口碑效應；在互聯網入口搭載低門檻金融服務，強調便利性甚于強調安全性。
但“金融+互聯網”的后發優勢也毫不遜色：結構化金融服務的高技術門檻，需要人才和技術積累，如金融市場業務；有強資本杠桿約束，如網絡融資、供應鏈融資；有長時間信用積累和行業洞察，如金融機構業務和托管、交易銀行業務。所以，“金融+互聯網”的優勢，會在網絡融資以及需要復雜組合、集成的結構化金融服務，如金融市場、財富管理和大資產管理業務。當然，傳統銀行的“互聯網金融”還在路上。于是，大家能有機會看到工行e-ICBC的品牌發布、建行的善融商務、中行的中銀易商（“4-6-4戰略”），還能感受到市場關注著平安的陸金所、招商的小企業e家、民生和興業的直銷銀行，但無論是客戶規模還是服務模式，都還遠未達到“奇點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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