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高速發展的現代的大環境影響下，由于超標碳排放而帶來的溫室效應成為世界各國的關注點。生產者和消費者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向大氣層排放溫室氣體，當溫室氣體排放超過最優水平就會引起氣候變化，使他人和社會受損，造成負外部性。 而造成負外部性的個體卻沒有為此承擔成本。而碳交易是為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場機制。
人類的第一個關于碳排放的契約為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補充條款，1997年12月制定，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已經有14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目標：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從2008到2012年間，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
機制：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清潔發展機制。
自此逐漸發展出各個國家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以及各種衍生品。兔子君今天就給大家講講什么是碳排放市場，他的特點以及中國的發展現狀。
碳市場基本概念
總量管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制定總量目標，將總量目標轉化為可交易的配額，經政府初始分配后，企業自主交易。
市場：形成的市場也叫強制性市場，市場規模和交易價格由政府的總量控制目標決定。
配額分配可以理解為許可證制度，也類似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票證發放。
如下圖，簡單的理解就是政府分派給各個企業單位一定的碳排放配額，如果生產過程中超過了規定的配額則需要不足，如果未超過，可以交易。由于有了配額，便衍生出了市場和各個交易機構。
案例解析1：
2013年，富士康在深圳公司投入的節能改造資金不到5000萬，但產生的結余配額約占深圳市年度結余配額的近三成。僅靠出售部分結余配額，富士康就獲益1000多萬元。節省下來的電費和收益，再加上政府節能補貼，粗略算來，富士康去年的節能收益大大高于其投入的節能改造資金。
案例解析2：
湖北能源鄂州電廠總經理廖述新稱，去年企業通過節能改造，提高機組效率，煤耗大大下降。“節約下來的排放量，在碳市場上賣出20萬噸，企業獲得約400萬元收入。”自湖北省啟動碳交易試點以來，包括鄂州電廠在內的企業已獲取的減排收益達2000多萬元。
碳市場理論基礎
外部性理論。外部性理論主要是由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馬歇爾和庇古在20世紀中葉提出來的，因此被稱為“庇古理論”。利用征稅的手段，使得私人成本包含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實現邊際私人成本和邊際私人收益的平衡，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這種稅收被稱為“庇古稅”。庇古稅的稅率應當等于邊際私人成本和邊際社會成本的差額。庇古認為，通過征收這種稅收，企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后，必須采取符合其利益的措施最小化其私人成本，而企業在實現私人成本最小化的同時也實現社會成本的最小化。兔子君指出企業附加碳稅后，會采取節能減排能措施最優化生產，只要合理配置碳稅，就會達到減排與促進經濟發展最優化的結果。
科斯定理。科斯認為市場本身可以有效消除環境外部性，只要污染權利得到明確，并且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在其1960年發表的《論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文中，科斯首次提出這一“產權理論”。產權理論要求政府將外部行為確立為一種權利，并且允許這種權利在市場進行自由交易，由市場對這種權利的價值進行判斷，對權利的分配進行配置。科斯的“產權理論”，為政策決策者利用排放交易這一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外部性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兔子君指出二氧化碳為代表的溫室氣體需要治理，而治理溫室氣體則會給企業造成成本差異；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換可看作是一種權利（產權）交換，那么溫室氣體排放權也可進行交換；由此，借助碳權交易便成為市場經濟框架下解決污染問題最有效率方式。
比較優勢理論。根據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每個國家不一定要生產各種商品，應集中力量生產那些利益較大或不利較小的商品，然后通過國際交換，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總量將增加，如此形成的國際分工對貿易各國都有利。如同某種商品的生產成本一樣，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各國的減排成本也會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行業減排成本也不相同。這樣，減排成本低的國家或行業就具有比較優勢，而減排成本高的國家或行業就具有比較劣勢。
碳交易的市場機制
《京都議定書》建立三種碳排放交易機制，遏制全球變暖。聯合國針對全球變暖，出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兩大公約，并催生以二氧化碳排放權為主的碳交易市場機制，主要有三種：清潔發展機制（CDM）、聯合履行機制（JI）和國際排放貿易機制（ET）。最后一種是基于配額型交易。
1、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京都議定書》第十二條規范的“清潔發展機制”,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的合作，通過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簡稱CER)，用于發達國家締約方完成在議定書第三條下的承諾。
2、 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
《京都議定書》第六條規范的“聯合履行”， 即兩個發達國家之間的項目減排量轉讓合作機制。減排成本較高的發達國家通過該機制在減排成本較低的發達國家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項目活動產生的減排量通過“減排單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ERU)認真后可用于項目投資國履行其溫室氣體的減排承諾。同時項目實施國通過項目獲得相應資金或有益于環境的先進技術，從而促進本國的低碳發展。
3、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規范的“排放交易”，則是在附件一國家的國家登記處之間，進行包括“排放減量單位”、“排放減量權證”、“分配數量單位”、“清除單位”等減排單位核證的轉讓或獲得。“排放交易”詳細規定于第18/Cp.預計在2007年起，“排放交易”將在“國際交易日志”（各種減排單位核證的交易所）機制下進行。
這三種都允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國與國之間，進行減排單位的轉讓或獲得，但具體的規則與作用有所不同。
什么是碳資產
碳交易市場中存在兩種碳資產即碳配額與抵消信用。對他們追蹤溯源的解讀，有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碳交易的本質。
碳配額(Carbon Allowance)
碳交易一種定量的減排手段，其原則是“總量控制，配額交易”(Cap and Trade)。因此，合理制定碳排放總量和分配額是碳交易的重中之重。
排放總量的制定是碳交易的基礎，也是碳交易的難點所在。過量不利于減排效果，而不足則可能影響控排企業的生產競爭力。因此，總量的制定應在大量歷史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審慎制定一套分配的方法論以控制配額過量與不足的風險。
抵消信用(Offsets)
抵消信用與標準碳配額的強制性相比，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其原理是企業或個人建設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通過碳減排監管部門審核后，獲得了一定數量的項目碳減排配額，從而為碳配額二級交易市場提供了碳配額權供給。在項目管理暫行辦法中規定我國的抵消信用為“核證自愿減排量”(Chinese Certificate Emission Reduction，簡稱“CCER”)。
CCER是按照國家統一的溫室氣體自愿減排方法學并經過一系列嚴格的程序，包括項目備案、項目開發前期評估、項目監測、減排量核查與核證等，將核證的碳減排項目產生的減排量經國家發改委備案后產生的，轉換為碳資產。
我國市場如何？
1.我國碳排放權市場發展歷程
我國碳交易起步較晚，2002年以CDM形式開啟碳交易市場，2013年6月深圳市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標志著國內碳交易配額交易性市場正式啟動。2016年1月，發改委發布《關于切實做好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啟動重點工作的通知》，2017年將啟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預測將覆蓋20–3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碳市場。
2015年我國首次明確碳交易市場建立時間表，提出2016年將全面建立全國碳交易市場，但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建立復雜龐大，實際進度較計劃略有推遲，原計劃于2016年初啟動的全國統一碳交易市場未能如期啟動。2016年6月發改委表示希望能夠在2016年底或2017年初啟動全國統一碳交易市場。
2.我國碳交易市場的模式
我國目前碳交易試點僅有現貨交易，現貨分為配額和中國核證減排量（CCER）。配額由試點地區政府發放，且只能在本試點內流通，屬于強制減排的一種手段；CCER是國內自愿減排項目產生的減排量，可以在不同試點間流通，但每個試點對其他試點CCER流通的百分比有自己的限制。我國自愿減排量和強制減排量相比目前占比極少，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3.我國碳交易試點啟動初期具體情況一覽
各試點對企業進入碳交易市場均設有門檻，納入門檻的具體規定不盡相同，但均對歷史排放量有一定要求，中小企業難以參與到碳排放市場中，而高碳排放量的企業無論企業形式必須參與碳排放交易。目前7個試點城市碳交易市場基本未覆蓋到城市總體排放量的60%，未來的發展趨勢是逐漸將中低排放企業也納入碳市場，促使這部分企業也積極進行節能減排改造。各試點價格差異較大，且2016年以來，不同試點的價格變化情況不同，除北京整體呈上升趨勢，深圳整體呈下降趨勢以外，其他試點價格波動無明顯趨勢。
未來展望
10月底，國務院印發《“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對“十三五”時期應對氣候變化、推進低碳發展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明確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控排力度進一步加大。八個重點任務中，其中一條便是建設和運行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要求建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制度，2017年啟動運行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強化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基礎支撐能力。《方案》細則中還要求制定覆蓋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和航空等8個工業行業中年能耗1萬噸標準煤以上企業的碳排放權總量設定與配額分配方案，實施碳排放配額管控制度。
此外聯合國于11月初宣布《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正式生效，明確了全球共同追求的“硬指標”。協定指出，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努力。中國已于9月加入協定，則成為23個完成了批準協定的締約方，按照協定應根據自身情況提高減排目標，逐步實現絕對減排或者限排目標。
預測2017年碳交易市場全面啟動后，2017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將完成全部配額的發放，約30–40億噸，CCER每年簽發800萬噸左右，全國統一碳市場交易價格將在20–50萬噸左右。現貨交易每年將達到12–80億元的市場規模。
由于目前參與碳交易的企業基本皆為工業企業，能耗技術相似、排放水平差異小，因此很少有碳排放交易需求。2020年之后，企業準入門檻會逐漸放低，年排放標準煤1萬噸的門檻將降為5000噸，屆時將有10萬余家企業參與到碳市場交易中來，涵蓋了目前八大高排放工業行業之外的企業。工業企業為從碳交易中獲取收益，會自發地產生節能減排的動力，企業將不再是僅為達標而進行減排改造，而是會自發地根據減排改造的邊際成本和碳交易市場價格進行主動減排，甚至達到比規定排放限值更低的水平。
2020年之后國內將會引入期貨及其他新型碳金融衍生品，碳交易市場會更加活躍，每年總交易額將大幅上升至600–4000億元。因此，對于工業企業的超低排放改造和節能改造在碳交易市場全面啟動后，尤其是2020年之后有望迎來新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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