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源可持續發展對全球影響深遠———訪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
1月16日，素有新能源界“奧斯卡”美譽的“扎耶德未來能源獎”在阿布扎比國際能源周期間揭曉，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摘得本屆未來能源獎個人終身成就獎。這一獎項曾頒給全球可持續發展奠基人、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以及美國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等人，獎項量級及影響力可見一斑。
為何此次獲獎者是李俊峰？阿聯酋國務部長、扎耶德未來能源獎總干事艾哈邁德˙阿爾賈柏給出了答案：“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李俊峰先生一直是中國清潔能源轉型和低碳轉型的急先鋒，他倡導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要發展可再生能源，具有前所未有的眼光和遠見。如今，他正致力于為中國這個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探索路徑，促其成為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全球領導者。李俊峰先生畢生堅定不移地致力于產生積極影響，能夠真正體現這個獎項的意義所在。”近日，李俊峰也就獲獎的情況接受了中國電力報記者的專訪。
獎是授給整個中國能源工作者的
記者：首先祝賀李主任獲得扎耶德未來能源獎個人終身成就獎。當您得知自己獲獎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的？
李俊峰：這個獎除了是對我個人多年從事能源可持續發展工作的肯定，更重要的是，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多年來堅持發展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轉型、實現能源可持續發展的認同，它是授給整個中國的能源工作者的，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對此我也感到驕傲和自豪。
從樸素的感情開始走上研究能源可持續發展之路
記者：您提到自己年輕時的經歷和觀察，這是怎樣的一段經歷？
李俊峰：我生長于山東省的農村，小時候我們的能源很短缺，我記得，每次母親做飯都因為柴火不夠燒而發愁，尤其到了下雨天，柴火更難點著，冒出濃烈的煙氣。每當看到母親站在濃煙中為我們做飯，我就暗下決心，長大后我要解決農村的用能問題。因此，上大學時，我報考了能源專業。
正像我在獲獎感言中所提到的，像謝赫˙扎耶德一樣，我在年輕時的經歷，以及我對我們可能給世界帶來的影響的觀察，驅使我將畢生奉獻給能源可持續發展。發展既安全又可持續的能源，對于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至關重要。其原因是，在從事能源研究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煤炭是個好能源，但它會產生很多的污染。而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大國，需要很多的能源用于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尋求更加清潔和更加可持續的能源。也就是從這種樸素的感情開始，我走上了研究能源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我一直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發展大國，在一次性能源消費比例中,煤炭占到了60%~70%，但是以煤為主的能源格局，給我國帶來太多的環境問題。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國的能源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改變能源的結構，后來氣候變化問題的出現，使我更加認識到，中國能源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對中國至關重要，對全球也影響深遠。
經濟可持續必須做到能源可持續
記者：據了解，我國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是由您組織起草的。從發展可再生能源，到推動能源轉型，這些理念的誕生經歷了怎樣的歷程？
李俊峰：我是起草的組織者之一，那是一個群體的成績。上世紀90年代初，我有一段短暫的時間加入了世界銀行，并實施了第一個項目———全球環境基金，這個項目實施的目的就是讓能源對環境更友好。上世紀90年代，我幫助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署在中國實施了第一批可再生能源項目，培訓了一大批可再生能源企業家；2003年，負責協助當時國家計委能源局組織起草了《可再生能源法》；組織了2005年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國際可再生能源大會，并在大會上提出了為了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這樣的口號。
《可再生能源法》頒布后，推動了我國可再生能源事業的發展，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最快的國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能源轉型的理念也得到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認同，能源變革的理念也被大家所接受。
比如，現在的五大發電集團、神華集團、“三桶油”等傳統能源企業都在積極推動能源轉型，連中廣核這樣的清潔能源企業，除了布局核電，也在積極推廣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
當然，這個歷程并不是一路坦途。觀念的改變從來都不容易。2003年，當可再生能源在中國初步發展的時候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因為這個時候可再生能源的體量還很小，尚未與其他能源形成競爭。但到2010年時，我國就出現了棄風棄光的問題，暴露出的就是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對發展空間的爭奪。這時，對我們是否需要一種能源轉型、利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討論就變得非常有必要。
我認為，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實現能源的可持續，這就要求能源轉型，實現清潔綠色、穩定可靠。而能源轉型的核心內容是要實現煤炭的清潔化，盡可能減少煤炭的使用量，也就是要革煤炭的命。這種觀念最初得
到了煤炭方面一些專家的反駁，但后來他們逐漸意識到，實現煤炭的清潔化、發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潮流，是時代進步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他們也轉變了思想，主動提出，不是革煤炭的命，是煤炭要革命，煤炭要實現綠色、清潔發展。
政府部門的轉變也非常明顯。2014年發布的 《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煤炭消費比重控制在62%以內。而近日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將煤炭消費比重調整為消費比重降低到58%以下，短短的兩年，煤炭占比目標就下調了2個百分點。
我國環境標準必須比歐美更嚴苛
記者：您長期致力于環境改善，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的大面積霧霾問題？
李俊峰：我們沒有預計到的是，我國的發展速度如此之快。打個比方，在2000年時，研究認為我國到2020年只需要消耗24億噸標準煤，而事實上，到2010年我們消耗了30億噸標準煤，幾乎是2000年的3倍，與之對應的環保措施卻沒有按照新的發展情況的要求去加大強度。當時預計2020年我國的汽車保有量不到6000萬輛，而實際上目前我國的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了2億輛，但汽車的生產標準和油品的質量標準卻沒有跟上。
2012年末、2013年初我國爆發了大面積霧霾，當時大部分專家認為中國的霧霾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問題，是多污染物的互相疊加，是工業化和能源快速增長等多種矛盾的交織。產生的原因很復雜，產生的機理也很復雜，難以對其做出很快的判斷。
但我認為，在這件事上不必太過復雜化。以中美兩國做一個對比為例：中美兩國的國土面積相差不大，兩個國家的能源消費量、汽車擁有量都差
不多，但是美國是碧水藍天，究其差別，就在于我國每年消耗近40億噸煤炭，是美國6~7倍，這意味著，在同等條件下，我國燃煤的污染物排放量將是美國的5~7倍。
另外，我國的油品不高，比如在大氣十條之前，我們車用柴油的含硫量的標準時2000PPM，而美國只有10PPM，我們是美國的200倍，除了煤炭和石油等大宗能源品種之外，還有石油焦、燃料油、煤矸石、煤泥等小宗物資還沒有管好，每年的消耗量也都達到了千萬噸級別，這些東西含硫量大都在3%以上，是我們普通燃油標準的上萬倍。此外美國的車都相當于我們的國Ⅵ、國Ⅶ的標準，我們還有近30%的車輛是國Ⅰ、國Ⅱ標準，一輛國Ⅰ、國Ⅱ橋車的排放量是同類國Ⅵ、國Ⅶ的上百倍。這是我國大氣質量遠遠低于美國的主因，此外，美國只生產1億噸鋼鐵，我們生產8億噸，是美國的8倍，美國每年只生產3億噸水泥，我們卻要生產25億噸，也是美國的8倍以上。
我認為，如果能源的清潔化做好了，把汽車的污染控制住，就能把大的問題控制住，基本能將PM2.5控制在35微克/立方米。但是如果想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我們必須做到能源比歐美等發達國家更加清潔，工業標準和環境標準要比他們更加嚴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人口總量來定環境容量。因為我國人口眾多，排放基數大。現在美國人均消耗2噸煤，全美是6億噸煤；我國人均消耗3噸煤，13億人口就約40億噸煤，是美國的7倍，污染的濃度也將是美國的7倍。因此，我國的能源必須更加清潔，工業排放標準更加嚴苛，才能享受到與歐美發達國家一樣的藍天。
記者：按照官方給出的數據，我國的大氣污染治理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為什么給人感覺2016年冬季的霧霾還如此嚴重？
李俊峰：從全年來看，情況確實有所好轉，但不可否認的是，冬季某些時
間段的污染反而有所加重。這里除了存在不利氣象因素之外，確實也存在治理不到位的問題。
例如，2016年11月、12月是全年空氣污染最重的兩個月份。而這兩個月我們的GDP增速很快，特別是煤炭的增長。2016年1~9月，我國的煤炭消費量下降了8%，但10~12月份煤炭消費快速反彈，使得煤炭的下降幅度從8%縮減到了2%。1~6月份，全國的用電量增幅不到2%，下半年電力需求增速加快，全年增幅高達5%。
環保部要求，在空氣污染黃色、紅色預警期間要實施停產、限產措施，但是這一期間，煤炭消費量快速反彈，這表明停產、限產措施還沒有真正落到實處。不僅如此，許多企業雖然在預警期間停產、限產，但一旦預警取消，這些企業就加足馬力加倍生產。這也就造成了一種情況：剛有藍天，只要風一停，霧霾又馬上來了。
記者：在多年的工作中，在環境改善方面，您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李俊峰：排放權不僅要考慮發展權，也要考慮生存權。生存權一定程度上是高于發展權的。當我們的發展危及到人類的身體健康的時候，發展權必須讓位于生存權。
解決污染問題，是一場持久戰，也是一場攻堅戰。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適時的引導。第一，要引導企業退出高污染排放產業，轉而選擇清潔的、環保的產業；第二，要有轉移支付，做出制度安排，要從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以及長三角、珠三角等相對發達地區拿出足夠的GDP份額來幫助落后地區脫貧致富；第三，落后地區也要自力更生，但在發展的過程中切忌再走發達地區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代價太大了。
應對污染，是全民的責任，不僅需要政府為之努力，還需要每一個企業、每一位公民為之努力。尤其企業，必須讓自己生產的產品是最環保的，生產的過程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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